在重慶九龍坡區的巖層間，藏著許多與抗戰記憶緊密相連的防空洞。位于鵝公巖的高防空洞，洞高10米，不僅是避難所，更承載著特殊使命——“戰時充電寶”。1941年大溪溝發電廠被炸后，正是它的電力維持了重慶與各戰區的通訊；1949年，地下黨員在此舍命保護，讓關鍵發電設備得以留存……

像這樣的防空洞，重慶還有很多。據《重慶市防空志》記載，僅從1937年到1942年的6年時間里，重慶市區內就修建了1603個防空洞，成為戰時重要的防空體系。近年來，隨著抗戰遺址保護工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防空洞重新進入公眾視野。今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一起走進這些洞穴，見證重慶人民不屈不撓、“愈炸愈強”的抗爭精神。

臨危受命：防空體系的倉促搭建

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這座長江上游的山城一夜之間成為中國抗戰的指揮中樞。然而當時的重慶，尚未做好應對現代化戰爭的準備。負責防空事務的蔣逵是國民政府出于派系平衡任命的官員，這位缺乏實際防空經驗的負責人，將主要精力放在部署防空機槍上，卻對地下掩體的重要性視而不見。

“當時重慶連一張像樣的防空地圖都沒有?！敝貞c抗戰文史研究專家李正權在《陪都防空紀實》中記載，1938年初，日軍偵察機首次掠過重慶上空時，全城僅有3座臨時挖掘的防空洞，最大容量不足500人。這種倉促狀態在1938年2月日軍首次轟炸時釀成慘劇——日機投下的炸彈平均每顆奪走15至20條生命，化龍橋一帶的民居在轟炸后化為焦土，遇難者遺體三天都未能清理完畢。

戰局的殘酷迫使國民政府改組防空系統。1938年4月，曾在歐洲研習軍事基建工程的建筑師吳國柄臨危受命，擔任重慶防空洞總設計師。這位留洋專家帶來了全新的規劃理念：將重慶城區按人口密度劃分為12個防空區，要求每區至少修建5座能抵御500磅炸彈的大型防空洞。如今重慶檔案館保存的《陪都防空洞建設規劃圖》上，仍能看到他用紅鉛筆標注的設計要點：“洞高不低于2.5米，通道寬度需容兩人并行，每50米設通風口一處?！?/p>

吳國柄主導的較場口大隧道工程成為當時的標桿。設計圖紙顯示，這座位于渝中區核心地帶的隧道原計劃長1.8公里，分上中下三層，可容納5萬人避難。但實際施工中，由于蔣介石南山官邸、宋子文公館等要員住所的防空洞工程緊急抽調人員，較場口工地的熟練工匠從300人銳減至80人，最終建成的隧道僅為原計劃的三分之一，且多處出現坍塌隱患。

土法上馬：

巖壁間的生存智慧

7月7日，在位于九龍坡區的建川抗戰文物博物館的展柜里有這樣一組特殊的工具，它見證了當年施工的艱辛：銹蝕的鐵釬、開裂的木杠，還有被炭火熏黑的陶制風箱。這些原始工具，是缺乏現代化設備的中國工匠對抗堅硬巖層的武器。

由于漢陽火藥廠在搬遷中停產，南京火藥廠遭炸毀，重慶防空洞施工幾乎斷絕了炸藥來源。工匠們發明了“火燒水激”的古法：先在巖壁上鑿出淺洞，填入煤炭燃燒五小時以上，待巖石溫度升至300度以上時，用冷水急劇降溫。熱脹冷縮產生的應力能使巖石自然崩裂，再由工人用鐵釬撬下碎石。

這種原始方法效率低下卻充滿智慧。重慶檔案館《防空洞施工日志》記載，1939年春，江北嘴工地用此法每天可推進1.2米，而同期用人工鑿巖僅能推進0.3米。

材料的匱乏催生了更多應急發明。由于鋼筋被軍方征用，工匠們用楠竹代替鋼筋澆筑混凝土；缺乏水泥時，就將糯米漿混合石灰制成黏合劑；通風設備不足，便在洞口懸掛浸濕的麻布過濾空氣。在九龍坡區發現的一處防空洞遺址里，至今保留著用整根黃葛樹樹干挖成的通風管，管身上密密麻麻的鑿痕，記錄著工匠們的耐心與堅韌。

最令人動容的是運輸方式。在重慶建川博物館的防空洞中，仍能看見防空洞巖壁上當年開鑿的痕跡。史料記載，每塊重達200公斤的巖石，都需要8名工人用木杠抬著，沿著這樣的石階一步步運出山谷。重慶文史資料《陪都勞工紀實》記載，1939至1941年間，僅運輸防空洞土石方就累死了3000多名壯丁。

壯丁悲歌：

被裹挾的平民命運

“三丁抽一，五丁抽二”——這句寫在1938年《四川省壯丁征調條例》上的規定，將數百萬四川農民卷入了防空洞建設。

壯丁們的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在較場口工地遺址出土的陶碗上，仍能看到清晰的霉斑痕跡。勞工們住在用油布搭成的窩棚里，冬天沒有棉被，就擠在一起取暖；夏天則要忍受蚊蟲叮咬，不少人因此染上瘧疾。

更不公平的是制度設計。壯丁服役按“人次”計算，一個縣每月必須保證300人的在崗數量，無論是否有人傷亡。這意味著受傷的壯丁回家休養后，很快會被再次征召。當時的《巴縣志》記載，該縣有位叫陳老五的農民，1939年至1943年間先后被征調6次，參與了沙坪壩、大渡口、南岸三地的防空洞建設。

富戶們則通過“買壯丁”逃避徭役。史料記載，1940年的重慶，10塊大洋可買一個壯丁替自己服役兩個月。這筆錢相當于普通農民半年的收入，足以讓一個貧困家庭度過饑荒。在這樣的制度下，工地上的壯丁幾乎全是最貧困的農民，他們用血肉之軀，為城市筑起了防空屏障。

九龍記憶：

防空洞里的特殊使命

在九龍坡區的抗戰遺址中，兩處防空洞承載著特殊的歷史記憶。位于九龍坡區銅罐驛的成渝鐵路隧道遺址，這座長1000米的隧道是當時重慶最長的單一防空洞，可容納8000人避難。而位于九龍坡區鵝公巖的高防空洞，則創造了另一項紀錄——10米的洞高使其成為全市最高的防空設施。

1937年7月7日，李待琛接任鞏縣兵工廠廠長，重整工廠為軍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工廠?？箲鹌陂g，他帶領第十一工廠轉戰武漢、長沙、株洲、辰溪、煙溪、孝坪，在湖南境內堅持兵工生產。1940年10月，兵工署第十一工廠與第一工廠調整作業：將十一工廠遷重慶銅罐驛部分并入第一工廠；而十一工廠、第一工廠未遷渝部分亦合并，在湖南組建一個廠，用兵工署第十一工廠的番號。

多方查閱資料和相關文獻了解到，這個曾經的華北最大兵工廠，最早制造中正式步槍，后來輾轉搬遷，到達重慶銅罐驛，最終劃撥給第21兵工廠（長安集團前身）作為分廠，而這個分廠的生產就在銅罐驛防空洞里進行。

鵝公巖的高防空洞則藏著一個秘密，肩負“后備能源”重任，如同重慶的“戰時充電寶”。重慶市電力公司電力史編輯室副主編、中國電力教育協會電力教育史編委會副主編鄧穎在《百年電力人物與史話》中披露，這處看似普通的防空洞，其實是抗戰時期的“備用發電站”，而這本圖書正收藏在九龍坡區圖書館中。

1938年2月起，日本飛機對重慶實施野蠻轟炸，先后出動飛機9513架次，轟炸218次。由于電力設施大都暴露在外，目標十分明顯，因此每次轟炸必遭毀損，日軍飛機大轟炸給重慶電力造成十分慘重的財產損失。

重慶電力公司大溪溝電廠是當時市區的唯一電廠，該廠建成于1934年7月，原只有3套1000千瓦發電機組，抗日戰爭爆發后電力需求不斷增長，為此重慶電力公司決定向英國購買4500千瓦汽輪發電機組2套，先后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建成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2000千瓦，是當時西南、西北大后方的最大火電廠。

地下電站：

經歷了最嚴峻的考

1940年6月，大溪溝電廠兩次中彈，炸壞主變壓器等設備。按國民政府指令，電力公司決定拆遷4500千瓦汽輪發電機組一套。同年8月5日，將機組設備全部拆裝打包上船，運至雞冠石一帶江上隱蔽；8月10日，第一兵工廠讓出鵝公巖兩個山洞，作為洞內廠房之用。但山洞容量不足，必須擴大洞容量至原洞容量的3倍（高55英尺，寬35英尺，長100英尺），其中煙囪必須穿過石層，由下而上開鑿，更是費工費時，十分艱巨。到1942年4月，拆建機組才建成發電，歷時一年又十個月。廠名為重慶電力公司第三電廠，是當時我國最大的山洞電廠。電廠一路供電化龍橋、沙坪壩地區；一路經升壓后，送電至李家沱一帶。

1941年6月，大溪溝發電廠被炸后，正是這處防空洞的電力，讓重慶與各戰區的通訊得以維持。

1949年11月27日，這座“地下電站”經歷了最嚴峻的考驗。國民黨特務接到命令，要炸毀這處設施。當時在電站工作的兩名地下黨員——謝家灣人陳友才和合川人李順達，組織工人用棉被包裹炸藥包，延緩了爆炸時間。雖然兩人在掩護群眾轉移時犧牲，但關鍵的發電設備得以保存。如今，他們的事跡被鐫刻在烈士陵園的紀念碑上，與防空洞的巖壁一起，成為永恒的紀念。

重慶防空洞眾多，根據《重慶市防空志》記載，僅從1937年到1942年的6年時間里，重慶市區內就修建了1603個防空洞，使用面積約有110萬平方米。這些散布在城市各個角落的洞穴，在1949年后大多被改造為倉庫、工廠或地下商業街，如楊家坪地下商場，淡出了人們的視線。近年來，隨著抗戰遺址保護工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防空洞重新進入公眾視野。

如今，“兵工署第一工廠”舊址經過保護性修復，成為以抗戰歷史為主題的“重慶建川博物館”。依托當年開鑿的生產洞體，展覽著大量抗戰時期的實物、影像資料等。

在兵工史展覽區，一支支烏黑發亮的步槍、機槍，一款款軍綠色擲彈筒、迫擊炮，靜靜陳列著，仿佛在訴說著當年的血淚史。（范坤民、曹鳴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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